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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智庆律师介绍,最高法的判决援引了《商标法》第59条第1款,对涉案“金银花”商标的显著性、公众对商标构成要素的正当使用、“金银花”文字的保护限度等,进行了深入分析,并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,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,为以后类似案件的判决树立了一个标准。尤其是判决中“涉案商标的‘金银花’文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设计,但考虑到其前述属性,即使通过使用强化了显著性,其保护范围也应仅限于具有该特定艺术设计形式的文字”的表述,否定了“金银花”商标在化妆品上的保护价值。
经查,2022年初至2023年6月底,犯罪嫌疑人董某为牟取非法利益,注册成立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,在网上发布“私家侦探”“婚姻调查”等广告招揽客户,接受多人委托,自己或指使赵某、马某等人,采取在车辆上安装移动GPS、跟踪、蹲守、偷拍等手段获取目标人物的行动轨迹、活动地点等,或者通过他人查询开房记录等,并将上述信息非法提供给客户。董某等人共非法获利14.8万元,其中,马某非法获利2万余元,赵某非法获利6000元。2023年9月,本案移送至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落实中央政法委《2023全面深化政法改革工作要点》,明确30项重点改革项目,按照“折子工程”要求大力推进,持续深化诉讼制度改革,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,深化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,加强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建设,加快构建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机制,行刑衔接制度、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、减刑假释数字化改革、重点产业合规改革等一批改革取得突破。
据了解,在互联网背景下,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呈现出各环节深度分散隐匿、跨区域性明显等特点。为建立健康有序的著作权传播秩序,营造良好的著作权保护环境,检察机关通过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,依法严厉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,促进文化领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。例如案例二刘某等侵犯著作权、尹某某等销售侵权复制品案中,针对案情复杂、涉及犯罪地域广、涉案人员众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,检察机关积极发挥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机制作用,就案件定性、证据收集、法律适用等向公安机关提出建议,准确认定犯罪事实,正确适用法律;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,对层级较低、作用较小的行为人,结合其主客观因素,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。案例六何某甲等侵犯著作权、朱某甲等销售侵犯复制品案中,检察机关对盗版教辅图书予以全链条严厉打击,加大涉青少年图书的版权保护,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学习成长;按照各团伙成员的地位作用,依法分层分类处理,准确认定罪名,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